66读书

译后记（第3页）

母亲不明原因的持续背痛——胰腺癌的早期症状，是一直笼罩在段义孚心里的阴影。只是当母亲的背痛偶尔消失或轻微时，他才会再次沐浴在母亲的欢声笑语与朗朗艳阳的家庭氛围里。然而，日子却总是阴多晴少，最终，母亲躺在了病床上。一日凌晨，当医生带来母亲离世的消息时，段义孚发现自己的一颗扣子掉了，便立刻钻到椅子下面去找，到暖气片里面去找。那一刻，命运似乎宣告着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耸立在了他的生命里。丢失的扣子仿佛一个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若从常理出发，大概一个人年少时获得的抚爱越多，成年后越有更大的动力将这种抚爱传递下去——哪怕不是传递给人，也是传递给宠物。然而，段义孚在这本自传里明确否定了宠物在他生命中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因为他认为宠物是“强权的心理学”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在于：

既然我放弃了真实的亲密关系——这个能给我带来最大风险和回报的东西，就不想再退而求其次了。其原因可能出于自尊心或者任性，但还有一件事——我不想伤害狗的感情，不想对它说：“我没有软玉温香可以揽入怀中，所以将就着摸摸你好了！”岂有此理！

虽然有这些话，段义孚却在晚年收养了孩子，抚爱居然以这种方式传递下去了。他一生寻根，最后自己反而成了别人的“根”；他一生追求永恒，自己的情感反而有很大的流变性。显然，相比于他去世时92岁的高龄，不到70岁时出版的自传只算得上一张历史的“定格照片”而已。

友爱：瑜中带瑕的情谊

在对友情的探寻中，段义孚不仅看到了它美好的一面，还时常能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嫌恶。

大卫·哈里斯是来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念书的一名英国学生，与段义孚一见如故。哈里斯从念书到工作再到结婚，段义孚就像一位年长的亲戚一般见证着他的成长。然而，尽管交往颇深，段义孚仍能感受到友情里的张力。他回忆说，大卫成家后：

比我之前认识的，在人格上更广阔，更难以准确捉摸。因为在原先那个大卫的身上添加了其他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像老人们常说的那样），以及未来的自我，也就是他的孩子们。甚至当我和他单独交谈时，都能感觉到，除了一些专业知识以外，他在思考事物的时候，在考虑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之前，都会考虑一些额外的因素，所以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期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另一次激烈的友情张力，出现在段义孚和哈里斯一家的野外考察期间：

或许是大卫觉得自己认路，没必要跟在我后面；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们那时候都需要照顾。我想是出于这些原因。后方传来一声鸣笛，随后，大卫的车卷起尘土超过了我。我不想被甩得太远，所以也加大了油门。但我的卡车显然在速度上比不过他们。最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剩下的，就只是扬起的尘土了，到最后，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独的阴影里。……更糟的是，我甚至觉得自己很荒诞。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么？开车追一个坐在轿车里的年轻家庭？我一度想把卡车掉头开回阿尔伯克基。当然，我没有，因为恢复了理智。

友情的张力很大部分源于段义孚的独身身份，他无法像大卫那样，从家庭关系里汲取更新的自我。进而，他觉得自己从未成熟过，或者说，还未成熟就老了。当岁月静好时，他常把孤独的时光打发在伤春悲秋的散文和诗歌里，投入读书、思考、反省和白日梦里。然而，当身体遭遇病痛或暂时无法自理的时候，亲密关系的缺失就会像生命的一道裂口，豁然矗立在眼前。

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

而让段义孚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友情伤痛，出现在办公室里忽然病倒、无法自理的一个周末。段义孚给同事们打电话求援，但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是找各种借口推辞不来。事后，段义孚再也不像往常那样去餐厅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已无心力再去承受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

当然，段义孚在《我是谁？》里也回忆了曾经有过的无私友爱。比如，和研究生约翰·希基、同事吉姆·诺克斯，以及和同事10岁的儿子约书亚的友情。它们就像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印章，铭刻在了人生最美好的记忆里。

但问题也在于，友情本身通常不易达成亲密关系的建造。当他步入迟暮之年，也看到了对专属两人且排他的友情关系不切实际的理解与期待。

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这样的关系，要么是社会性的，要么是职业性的。我也时常浪漫化地看待这层关系，为它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可当爱遭遇挫折时，就会生出多愁善感来，我一直都在对抗这样的情感，但终究徒劳无用。

亲密关系的缺位与友情的不完美，令他缺乏足够的自信彻底融入当地的社会。当然，段义孚也十分渴望能像本土人士那样，不戴面具地与人谈天说地；然而现实却是，他很多时候只能借由一些社交技巧、适度伪装、肢体语言和专业术语来实现交流。同时，他也感受到自己根本无法像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米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以直言不讳。

因此，这里衬托出段义孚进行学术思考的两片重要土壤，一是“与人的疏离”，二是“无根性”，它们相辅相成。“与人的疏离”促使他思考孤独与个体的意义。比如，《分隔的世界与自我》正是借由对空间分隔的历史考察，来思考现代个体生存状况的原因及现实意义；而“无根性”则促使他思考人与环境之间或正或负的关系：正如《恋地情结》，负如《无边的恐惧》《逃避主义》等，这构成了他对“地方之爱”(topophilia)与“地方之畏”(topophobia)的反合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