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一鸣惊人——邲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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邲之战，因为战争之地泌水入荥阳称“蒗荡渠”，可写作“两棠”，所以此战又称为“两棠之役”，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战役。公元前597年，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邲之战以楚国的获胜而告终。

战争背景

春秋时期城濮之战后，晋国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中原黄河流域，中原诸侯国望风影从。

楚国虽受挫于城濮，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韧，楚国精锐部队没有损失，并未影响楚国国力，楚国仍然为南方大国。楚晋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夹在两强中间的中小国家上而展开拉锯斗争，中间国家也在晋楚见左右摇摆，其中尤其以郑国为甚。城濮之战后，楚国北上受阻，一段时期转而向东发展，攻击吴越诸国。

晋文公以后，晋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年为王子商臣所杀，王子商臣即位为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等国。随后楚庄王（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不理朝政，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后经樊姬苦谏，采纳伍参、苏从建议，任用孙叔敖等良臣，兴修水利，平定叛乱，征服群蛮，国势大盛，正所谓“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继位，国力日渐强盛。楚国加快了北进与晋国争夺中原诸中小国家的步伐。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国借征伐陆浑戎部族之机，陈兵于周王畿地区，向周王室问九鼎大小轻重，流露出觊觎问鼎天下的野心，也就是“问鼎九州”。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九鼎，是中国的代名词，以及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随后楚国与晋国反复争夺位于中原要地的郑国，郑国也是难做人。虽楚庄王在公元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先后小败给晋国大臣士会和郤缺率领的救郑晋军，但楚庄王励精图治，毫不气馁，继续多次亲率楚军伐郑。

战争起因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因为郑国地处中原中心地带，离周王室近，想要称霸中原，必须要使郑国屈服，在之前的初期，郑国在郑庄公时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之后就不断衰落，成为了春秋四强国，主要是晋楚之间争夺的对象，谁能使郑国屈服，谁就有称霸的话语权，其实郑国倒向谁，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晋楚势力的强弱对比。

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在邲之战之前，公元前627年崤之战后，秦国已与晋国反目，秦国将其在攻打楚国鄀之战中所俘的楚将斗克释放，并与楚结盟，共同抗晋。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应对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国虽未参加崤之战，但却是崤之战的最大受益者。楚国北进中原不必再顾虑西方，宋国也诚心附庸楚国。惟有郑国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定。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战争。

从公元前608年到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国四次伐郑，郑服从于晋。而从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从于楚。晋楚两国为争夺郑国，先后爆发了北林之战，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楚国在前608年的北林之战中击败晋军，而晋军在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击败楚军。郑国则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服从于强者的命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更大规模的邲之战。

战争经过

楚国继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被晋军击败受挫后，于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再次亲率楚军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晋国中军将，因荀林父任中行之将，故以中行为氏，史料中多用其大宗本家氏号，故多称荀林父。因死后的谥号为“桓”，称中行伯、中行桓子、荀桓子。春秋中期晋国正卿，中军元帅，名将）率军再次救郑，双方对垒于邲（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

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来救郑国，楚国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伍参对庄王说：“晋国从政者比较新，未能做到令行禁止。其大夫先克刚愎不仁，不肯用命。其中的三军各个主帅，独断专行，众将领无所适从，晋军此行必败。且国君遇到晋大臣而逃，于楚国颜面如何?”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孙叔敖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并采纳令尹孙叔敖的意见突袭晋军。虽然孙叔敖主和，但君主主意已定，他还是服从大局，为战胜晋军而出谋，这里孙叔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从伍参的话中反应晋军内部矛盾不小，晋文公用以称霸中原的三军六卿制在这里的弊端显现出了，如果没有服众的人作为主帅，大军就是一盘散沙。

郑国为摆脱遭受晋、楚相互攻击本国的困境，择胜者而从之，企图策动两国决战。于是遣使赴晋军中，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防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

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要答应郑国。赵括（这里不是战国赵国时的赵括，只是同名）、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房县、竹山）以来，楚王在军中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但却灭亡了。楚国君臣不骄，军事有准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不至于受到挫败。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决。

这边楚国为麻痹晋军，两度遣使求和示弱。晋军主将荀林父无意决战，认为这几年都是与楚争郑，没有什么大的争斗，即使战败楚国，晋军也会损伤，如果楚国求和退却，就不费吹灰之力使郑臣服，达到了目的，当然也有晋国国内不稳定的问题，于是他答应了议和。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楚军洞悉晋军将帅不和，耍了个小伎俩，楚国派遣许伯、乐伯、摄叔驾一架战车向晋军挑战，逼近晋军，并杀入晋军军营，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回，作为袭扰晋军想诱使晋军出战之策。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

晋军中的晋将魏锜、赵旃，一个想求做公族大夫，一个想求做卿，都没有得到，所以心怀怨恨，想要使本国的晋军失败。他们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要求去请盟，被允许了，实际上是去挑战。

二人走后，上军将佐士会、郤克指出：大军一定要做好迎战准备，否则必然失败。但中军佐先縠说：“郑国劝战，不支持；楚国求和，不同意。没有统一的命令，多做战斗的准备为了什么?”他拒绝做战斗准备。上军将领士会命巩朔、韩穿在敖山前设七道伏兵，进行警备。中军大夫赵婴齐派所部在河岸准备了船只。这就体现了三军分管的不统一。

楚军孙叔敖见晋军魏錡、赵旃来，决意先发制人，命左、中、右三军及楚王亲兵布好阵式，全军掩杀晋军。晋军魏锜先至楚营挑战，被楚将潘尫所驱逐。夜间，晋军赵旃又至楚营，在楚军门之外席地而坐，命部下袭入楚营。楚王指挥军队追逐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晋军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接应。楚将潘尫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晋军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晋军大军到了!”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有闪失，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工尹齐领右军，唐侯领左军，向晋军攻击，楚军全军迅速进击，楚庄王也在其中。在进击中，楚将潘尫所率追击魏锜的四十乘战车也加入了唐侯的左翼方阵。晋军全军完全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被迫仓促应战，在晋军看来这起战争的突然发生也是比较荒诞的，莫名其妙就开战了。

晋中军主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心中慌乱，竟发出昏庸的军令，在中军敲响战鼓说：“大军先渡过泌水”中、下军混乱中一同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船上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

晋军大部队开始逃跑，于是楚右军追逐晋下军，左军追逐晋上军。晋上军因此前做过战斗准备，所以从容退去。此役晋国仅上军未败。

在晋军的溃散中，晋下军大夫荀首之子智罃被楚大夫熊负羁俘虏。荀首立即率所部族兵，由魏锜驾车，向楚国反攻。下军士卒也多跟随，去寻找智罃。在反击中，还射杀了楚国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庄王的弟弟公子谷臣。荀首的反击虽为救援其子，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晋中、下军渡河的作用。

溃散的晋军，不断争舟渡河，喧嚣之声彻夜不绝。虽然晋军大部分撤离了泌水，但还是有较多的士卒战死被俘虏。

次日，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了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回国。

这年秋，晋荀林父率残兵回到晋国，自请死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赐死荀林父，但经大臣士贞子进谏，认为杀大将对自己的国家不利，只会让敌国高兴，于是晋景公仍用荀林父为中军元帅。

战争影响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楚胜晋败，郑国自然屈服了楚国。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了宋国。公元前595年（周定王十二年）秋九月，楚庄王出师伐宋，经九个月围困，宋国陷入困境，达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而此时晋国新败不能救援，宋国遂于次年三月力尽降楚。宋国降楚后，鲁国也转而依附楚国。楚国又与齐国通好。一时间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权。

战争评价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而决定，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发挥影响的。

晋军的失败，主要在于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晋国为救郑国而来，但直到晋、楚两军隔河相望时，晋军统帅还在争论打不打的问题。而后全军渡过黄河。渡河后，中军帅荀林父还举棋不定，明知魏锜、赵旃可能是去楚营挑战，也不做战争准备；楚军攻击，又张惶失计，不思退敌良策，反而下了撤退的将令，终于导致中下两军溃败。士会率领的晋国上军，因做好战备，得以保全。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智高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开展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楚军为什么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是因为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而如果穷追不舍有可能是造成不死不休的局面，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只会让旁观者得利，这也符合春秋争霸的原则，除非是可以不顾及其他国家，不然只能慢慢削弱对方。

邲之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而从楚军先锋连尹襄老战死、楚庄王弟弟谷臣被晋军生俘的战况来看，即便是晋军非常有限的反击，也使楚军在此战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后续又重新展开。

此战还受到了秦晋崤之战的影响，由晋文公开创的晋、秦联合对楚的局面，因崤之战的发生而改变。

由于晋、秦交恶，相互攻战不息，秦联楚以抗晋，使晋丧失争霸的优势，楚则解除向中原推进的后顾之忧。此时，晋国卿大夫权力日重，诸卿相争，内政纷乱，国力有所减弱。而楚庄王即位后，在令尹孙叔敖辅佐下，发展生产，整顿政治，集中权力，改革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楚庄王雄心勃勃，问鼎中原，与晋展开争夺两国中间地带的斗争，尤以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为争夺的焦点，由此孕育邲之战是必然的。

晋楚邲之战前，楚庄王彻底平定内乱，政权巩固，君臣之间的关系稳定。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伍参（伍子胥曾祖父）等贤良人才后，楚国国力得以迅速提升。而反观晋国，在赵盾死后，晋国的政权已经失衡，赵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慢慢减弱，其他几个大家族相互之间都有明争暗斗。就在这样动荡的政权中，晋国与楚国开战是必定处于劣势的。只不过晋国凭着之前沉淀多年的雄厚国力和兵力在中原地区仍有很强的威慑力，连楚国也不敢与之深入正面交锋，邲之战是楚国君臣利用了晋国内斗的弱点战而胜之。

经此一战，晋国丧失长达数十年的霸主地位，楚国夺得中原霸权。楚庄王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一举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自楚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世也流传了有关他的一些典故，如“一鸣惊人”“问鼎中原”“止戈为武”等也成为固定的成语，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